1978年广昌先于安徽小岗实施土地承包

2018/9/29 10:19:01 来源:晨报记者 邹思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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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1978年9月,在生产队队长邓垂木的带领下,广昌县长桥公社石田生产队80多名农民悄悄分田到组,不仅在全省是首例,甚至比安徽小岗生产队立下土地承包“生死状”还要早60多天。分田到组后,石田生产队的农民一年内收入提高了33%。


▲当年的改革为广昌农民带来了丰收,让其过上了幸福生活。

 

    “是改革创造了现在的美好生活。”坐在位于广昌县城的家中,现已83岁高龄的邓垂木回忆起40年前的改革经历,依然记忆犹新。1978年9月,作为广昌县长桥公社石田生产队队长的他,为让社员能吃饱饭,悄悄带领80多名农民分田到组。

    就在他们分田到组2个多月后,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名农民签下了分田到户“生死契约”,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,被永久载入史册。相对于安徽小岗生产队分田到户的重大影响,广昌石田生产队的包产到组因为'“悄无声息”而鲜为人知。但直到今天,每逢提及家乡的变化,当地人都会说,今天的富足是从40年前邓老带领大家试行包产到组起步的。

全县最大生产队

吃饭成了“老大难”

    改革开放40年来,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,今年83岁的邓垂木也是受益人之一,早在几年前,他便跟随子孙住进了位于广昌县城的大房子。记者辗转通过广昌县委宣传部、广昌县长桥乡长桥村村委会找到了这位老人,尽管身子骨已不如从前硬朗,但一提起当年带领大家试行包产到组的话题,他仍然有说不完的话。

    记者从广昌县委宣传部新闻中心曾恒贵处了解到,1978年,该县长桥公社的石田生产队共有180余人,其中劳动力有80余人,是当时全县67个生产队中最大的一个生产队,队长便是邓垂木。

    据邓垂木介绍,尽管石田生产队是那时全县最大的生产队,但吃饭仍是“老大难”。当时全队共有农田258亩,由于人口多,劳动力不好分配,他每天都要和会计饶凤仔分配好哪些人耕田、哪些人施肥。社员们按钟点上工、收工,男劳力一律记10分、女劳力记6分,人多手杂,这样的“大锅饭”严重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,人人都像撞钟的和尚,得过且过。“地里的禾苗长得稀稀拉拉,社员的口粮都接不上茬,还得吃国家的返销粮。”

酝酿惊人设想

把田地分给社员

    说起那时的场景,邓垂木频频摇头,仿佛回到了过去。那一年,邓垂木43岁,正值年富力强的状态,看着社员们的消极和迷茫,他一点儿也不甘心。为了让社员们都能吃饱饭,当年9月,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:把田地分给社员。

    按照邓垂木的设想,把生产队分成5组,每组30多个人,其中劳动力在18人左右。“每组承包土地50余亩,考核方式是增产量。”邓垂木将他当年的想法一一向记者道来,“田地可以分成一、二、三类,一类田的亩产基数是500斤,二类是400斤,三类是300斤,各小组增加的亩产量交于国家收购,收购的款项除了队里自留一部分外,其余按照工分的相应额度返给社员。”

    以一类田为例,收到500斤粮,每百斤计工分80分;收到600斤,多出的100斤,则计工分120分。如果没有完成亩产基数,则要扣掉工分20分,每百斤只有60分,得到的工分可换钱和粮食。

连续三天开会

方案得以通过

    在与会计把方案初步商定后,邓垂木从全体社员中挑选出饶长发、饶细河、邓细饶、饶多娘、王芳桂5人作为小组组长。“每天下工后,我们7个人便到生产队的办公楼商量方案细节,比如哪些田该列为一类田、哪些人应该分在一组等。”邓垂木回忆说,大家常常争得面红耳赤,并且一争论就到了深夜一两点,“为的就是要把田分下去,让大伙吃饱饭。”

    经过3天的讨论,方案最终敲定。随后,邓垂木召集生产队中80多名劳动力在办公楼内开大会,宣布了方案。“大家听了都很激动、很兴奋。”40年过去了,王芳桂老人依旧记得当时的场景,开始大家仿佛不敢相信,甚至有人出面规劝,认为把国家的田地分给社员是违规的,“上面”会追查。

    然而,邓垂木非常坚决地认定这是唯一的出路,为了让大家安心,他叮嘱大家悄悄地试一试,不准说出去,如果效果好,下一年再继续。最终,参加会议的生产队80多名劳动力都同意试行包产到组的方案。

“三包一奖罚”

社员积极性高涨

    当年10月,邓垂木等人将队里的耕地按亩产500斤、400斤、300斤3个标准分配好,制定了“三包一奖罚”方案(即包工分、包成本、包产量,产量超额部分由生产队、群众三七分成,减产的30%由群众负担),各组组长代表各组社员抓阄分田,分田之后,各组的生产管理由各组组长具体负责。

    就这样,包产到组在石田生产队静悄悄地拉开了序幕。社员们每天都自发地到自己“承包”的田里从早干到晚。“分田以前队长吹哨吹破嘴,催人下地跑断腿,分田以后我就正式‘下岗’了,再也不用催人上工了。”邓垂木笑着说。

    不过,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,石田生产队私自搞承包的事情后来还是被“上面”知道了。“公社得知后立即成立了调查组来进行调查。”邓垂木说,“我就告诉他们,田并不是真的分下去,而是试行,最终都要收回来的。”为了说服调查组,他还带着调查组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,最终因为成效明显、社员劳动热情高涨,公社没有给予石田生产队处分,也没有叫停这一改革举措。

收效明显

社员再也不用为吃饭发愁

    此后,再也没有人阻挠石田生产队施行“三包一奖罚”,在全体社员的努力下,当年该队就增产了5000多公斤粮食,工分也由原来的每10分1.2元提高到1.6元,社员的收入提高了33%,再也不用为吃饭发愁了。

    石田生产队的改革收效显著,不仅长桥公社向其派驻了年轻干部,还吸引了别的生产队纷纷前来“取经”。曾恒贵告诉记者,在石田等几个生产队的带动下,到1979年,全公社60%的生产队实现了包产到组,长桥公社也因此一跃成为全县最富有的公社。

    “后来,我们生产队的粮食产量每年都有增长,最多的一年增产了1万多公斤。”邓垂木自豪地告诉记者,“1982年队里包产到户前,我们把余出的3万多公斤粮食卖了,买回了一台彩色电视机,成为全县第一个买彩电的生产队。”

    时光荏苒,转眼40年过去了,昔日解放思想先行一步的石田人生活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广昌县长桥乡长桥村村支书周祖才告诉记者,如今的石田组有近百户人家,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房、购买了小汽车,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。

来源:晨报记者 邹思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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